傅莹最新演讲:中美关系变局·选择(全文)

2019-03-26
来源:财经会议资讯 作者:财经会议资讯

贸易摩擦背景下,中美关系无疑是全球关注的热点。2019年第二十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共设置三场午/早餐会,从不同角度探讨中美关系。24日中午,一场名为“全球经济新格局下的中美关系”在钓鱼台国宾馆芳华厅举行。午餐会的主持人是安达保险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埃文.格林伯格。演讲嘉宾则分别是哈佛大学教授、前校长,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和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


傅莹演讲的题目为“变局·选择”。 

以下为傅莹讲话实录:


今年的两会印象

 

发展论坛总在北京春暖花开的美好的时节举办年会,这在中国也是政治季节。


三月刚刚举办了一年一度的“两会”,为期10天,三千多人大代表和两千多政协委员与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级官员齐聚北京,共商国是。

 

习近平主席是内蒙古自治区代表团的成员,3月5日大会开幕第一天就来到我们团参加讨论。他认真听取代表们的发言,关心基层需求。


他在发言中重点讲的是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内蒙古坚守“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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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习主席谈到,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过程中,污染防治和环境治理是必须跨越的一道重要关口,不能因为有困难而松懈。他讲道:我们要咬紧牙关,爬过这个坡,迈过这道坎。

 

这让我联想到,整个国家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


中国的崛起之路正处在一个“行百里半九十”的关口,就像攀爬高峰,越到高处就会越发陡峭。


2018年,大家普遍感受到困难增多:内部经济出现新的下行压力;对外遭遇美国发起的“贸易战”,也可以认为是出现了一种“战略排斥”。


今年全国人大会议上的结论是,这一年我们基本上完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目标。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全面梳理了过去一年的成就,也没有掩饰存在的风险和挑战。


大家认识到,应对各种问题的关键在于深化改革开放。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在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能够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外商投资法》的意义

 

这次人大会议通过了《外商投资法》,取代了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的“外商三法”。


目的就是在新形势下更好地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规范外商投资管理,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这部法律回应了一段时期以来外商的关切,例如明确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技术合作的条件要平等协商,规定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强制转让技术,不得泄露或向他人提供投资者商业机密,还明确了解决侵犯合法权益争端的多种渠道等。

 

变化中的中美关系


中美贸易谈判近来取得了进展,双方看起来都愿意认真探讨解决问题之道,这让人们对达成协议增加了信心。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两国谈判的大背景,也就是国际格局正在经历的巨大变化。


当今世界中,影响变局的因素不胜枚举,但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中美如何定调相互关系,因为这不仅直接影响中美两国和人民,而且将决定21世纪的走向。

 

哈佛大学格拉汉姆·阿里森教授一直在研究中美关系,他除了与很多美国人对话外,也经常到中国来与很多人交谈。几天前,他来到清华大学时说,假如修昔底德在天看着,可能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大国绚丽的崛起,还看到即将到来的大碰撞。

 

审视中美关系,我们需要放大视野,从我们所处的历史变局的角度,观察国际格局所面临的新的调整。


讲变局,经济因素是基础。本世纪初,中国GDP在世界的占比仅为3%,但现在已经占15%。中国的快速发展开始引发世界范围的关注。中国虽也面临各种挑战,国内发展任务繁重,国力赶超从质量和软实力上还不全面,但作为一支举足轻重的世界级力量发挥作用已是指日可待。


很明显,中国的快速发展日益引起美国的不安、焦虑。


美国在全球GDP的占比已从二战后的三分之一,降到现在的四分之一。美国在各领域仍拥有相对优势,但其在冷战后海外用兵和价值观输出造成的战略透支正转化成内压,加上国内政治矛盾的积累,使得美国开始调整和收缩,主导世界事务的能力和意愿都在下降。

 

格局转换和权力转移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通常用“权力转移”来描绘世界格局的转换,而近代以来的转换都是在西方国家间发生的,虽不乏激烈争夺,但竞逐者毕竟有着相通的历史、文化和制度背景,本质上是同一文明形态内部的权力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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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过去几百年的多次变局,中国基本上是作为旁观者、后到者,往往只能被迫接受变局的结果。而这次,带来变化的力量中包括中国这样一个在历史、文化背景和政治信仰、发展路径上都与现存主导性大国不同的国家之崛起,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变化的影响和塑造力量之一。

 

历史上,格局转换往往通过残酷的战争来实现。但经济全球化使得中国以和平方式实现崛起成为可能,这说明世界格局的和平转换也应是可能的。


中国不认同美国称霸世界的理念和行为方式,无意在世界上推行美式霸权主导。因此,我们不是从“权力转移”的角度理解和认识世界变局的,中国人更多看到的是不同国家、民族、文明加强合作应对共同挑战的必要,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全球化时代,很难设想世界权力中心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更大的可能性是呈发散状,向不同的行为主体转移。在中美之间,就存在着密切交织的利益联系。因此,未来权力转移、格局转换的复杂性将远超过往。


中美的选择对人类未来至关重要


那么,未来世界是否能出现和平合作的多极格局?还是经过一段新的博弈后进入两极格局,再度出现冷战那种平行秩序?抑或进入某种“无极”状态?现在还无法给出答案,结果将在变局中得到印证。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和美国的选择将非常关键。

 

希望两国都能维护中美元首去年底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晤时达成的共识,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关系。中美两国需要通过在战略安全问题上的坦诚沟通、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的共赢合作、对分歧和危机的有效管控,在耐心和细致的互动中构筑新的关系范式。

 

中美还能继续合作吗?我记得马丁·沃尔夫先生在去年的论坛上说过:中国日益强大,美国日益焦虑,两国利益冲突无法调和。或许只有“火星人入侵”这样的事情可以把这两个大国重新聚合在一起。


在过去我们一直在找寻像火星人入侵这么大的事情。现在,在人工智能安全方面大家都认为会发生一种革命性改变,中美应该在这方面加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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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研究发现,中美两国的学者在这方面联合发表的研究论文,比其他的国家都要多。也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并不认为人工智能的未来是属于中国或者美国的,而是应该属于全人类的未来。


我给大家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说,我们并不是没有希望的。


和我们脑子里的担忧相比,现实生活实际是更富有希望、更可以给我们带来希望的。


约翰·加迪斯在《大战略》一书中说,真正的真略是目标和手段平衡的结合,成功战略的基础是人们的常识。


那么中美间的常识是什么呢?


我们的领导人在很多场合都说过,中国人民的意愿是过上更好的生活。我想美国人也是如此,我希望两国政策决策者也将会基于这样的常识,让我们的关系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谢谢!


附读:中美 | 萨默斯:必须采取行动,而非做表面文章


24日中午,一场名为“全球经济新格局下的中美关系”在钓鱼台国宾馆芳华厅举行。


午餐会的主持人是安达保险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埃文.格林伯格。演讲嘉宾则分别是哈佛大学教授、前校长,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和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


12点刚过,午餐会现场已座无虚席。格林伯格简短开场后,萨默斯走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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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自己的经历出发,回顾了中国近四十年来取得的成就。


“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是在40年以前,我在上海主街上踱步,马路上基本没有汽车。那个时候,要给美国家里打一个电话我必须去邮局,等好几个小时,得到一个质量非常糟糕的通话。40年后,看看我们的变化是多么的巨大!


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那时平均寿命只有大概40岁,现在全球人均寿命增长了50%,而过去40年,中国生活水平涨幅远超50%,可能是翻了14、15倍。


请注意,这影响可不仅是全球大概1%、2%的人口,而是将近20%的人口。


我觉得2500年历史学家在写史书的时候,可能会把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成就写成远远大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取得的成就。


这要感谢中国的政府和领导,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活动,不管是在科学、文化的发展还是城市的变化、我们的家庭发生的本质变化。”


随后,萨默斯分享了他对当前局势的担忧。

 

“美国一直认为中国是他们很多经济问题的原因。


美国对一些——比如中国在贸易方面做法的担心——是合理的,包括开展合资的行为、信息技术分享带来的后果。


但中国即便满足美国所有经济方面的要求,美国的GDP也不一定能够涨1%。美国的经济问题,也不是光靠华盛顿对中国采取的“动作”就能解决的。


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对现在美国感到遗憾。有人认为中国加入了WTO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东西,实际上进入WTO意味着中国市场的开放和自由化开启。


我可以理解,从中国的角度来说,美国的论调意味着它不允许中国在关键领域引领发展,这种论调会被认为是一种压制中国的做法,压制中国释放经济潜力。


我理解现在美国采取的一些做法,也明白它将会引起中国很多人的担心,甚至是警觉,也不难理解美国为什么会发出很多这样的政治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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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认为,美国现在的政策或者态度、观点主要是2017年大选的结果,我觉得不太对。


不管是2017年谁当选为总统,有很大——甚至超过50%的概率,我们在2020年的竞选人可能也会部分同意特朗普现在对中国所采取的策略。


同时我觉得中国的朋友也要理解,现在针对中国所听到的言论和看到的事情,实际上也让一些美国人产生了担心。


几年前,人们曾经在政策层面讨论过,说信息技术将是打开政治自由化大门的主要力量。如果信息技术发展步伐赶不上,很多制度设计都可能落在后面。


在我的国家,很多人并不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越快、中国能力加强的越快,就能迎来更好世界。中国很多人似乎也不希望美国获得更大的权力、美国的经济发展得更好。


但萨默斯始终认为,中美之间的矛盾是可以弥补的,因为双方存在共同价值观。


我的想法是,要想使两国关系良性发展,我们就必须采取行动,而不是做表面文章。


两国的主要诉求都需要得到展示,要向双方兑现他们在战略上的承诺。美国要向中国发出信号,让中国知道美国会塑造自己的经济未来,美国不必压制中国也能实现繁荣。


与此同时,我们也亟需中国向美国提供一种保证,就是中国的发展和繁荣不会、也不想造成其他国家的不稳定。


最后我想说,对中国的担忧其实很多时候也是来自于美国内部,包括在太平洋联盟方面所产生的内部矛盾,但是这个不会长久下去。


当然我们也看到,从长远看矛盾其实是可以弥补的,因为从深层次来讲,我们有一些共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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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什么时候能够得以修复呢?中国要提供这样的战略承诺,希望能够让全世界朝着良性循环发展。


我希望这样的说法能够让大家有更好的了解,也能够给各位带来启示。


其实我们所有人都非常有幸能够携手合作,这个时代的信息技术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和前景,让全人类在物质上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而且也能够让大家摆脱更多繁重的工作,包括生命科学领域的革命,使人类减少更多的痛苦和疼痛,而这样的现实都已经在得到实现。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管控我们之间的分歧,搭建一个又一个沟通的桥梁,全世界就能看到一个强大的下一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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