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企业为何迷恋“做大做强”？
做大做强是企业的一个终极目标。
要知道，拿破仑那句“不想做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在商界早被翻版为“不想做大做强的老板不是好老板”，做大做强历来是企业的奋斗目标，出于经济和政治大局考量，也是当下国家对国企的要求。
对民企而言，“做大”更可能强化规模递增效应，机会最大化获得“免死金牌”。
2007—2009年金融危机时，通用汽车陷入破产阴影，美国政府不惜血本砸下495亿美元救助。其原因就在于通用汽车在全美建有多个分部及生产工厂，招收了几十万员工，这对致力于提高就业率的美国政府来说，无疑是最大的社会稳定因素。一旦通用汽车破产，适逢金融危机经济衰落，由此引发的雪崩无法估量，政府为维护就业和社会稳定定然主动施以援手。
企业“做强”才更可能形成钱流、商流和客流，竞争地位的稳定性、业绩的可预测性、抗风险性能力会更强。
譬如阿里，创业之初到处找人筹钱，可彼时马云描述的美好未来非但无法激起投资人的共鸣，反被当成疯子、骗子，好在眼光毒辣的孙正义投了2000万元救了阿里的命。
如今阿里除了强大到不再为钱发愁，不断扩大基于电商基本盘上的核心商业，自建的数字帝国更是吸纳了海量客流，单是支付宝活跃用户就达8.7亿人。真正兑现了马云的那股武侠情结：只有先让自己成为“盖世无双、天下无敌”的武林高手，才能在风云变幻、荆棘遍地的市场中确立自己的江湖地位。
对国企而言，做大做强除了能稳实体、增财税，还担纲支撑国家综合实力的盾牌。
2019中国企业500强中，民营企业数量为235家，比2018年500强小幅减少了2家，占全部500强的47%;国有企业为265家，占全部500强的53%；国有企业的纳税额为3.18万亿元，占全部500强的78.52%，综合税负率为5.72%;而民营企业的综合税负率则只有3.71%，显著低于国有企业。
国家竞争往往拼的是国力和财力，尤其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愈加仰赖大企业的支撑，那些“脏活、累活，民企不愿接的活”也得国企挑大梁。
纵观世界，新加坡唯一的超大企业是由新加坡财政部全资拥有的大型国有控股公司淡马锡；即便在没有国企概念的美、日、德等经济强国，也均有数十家生产经营集中度很高的大企业。
02、做大做强或遭“肢解”
然而，物极必反，做大做强到一定程度极有可能由正面走向反面。
就市场经济发展来看，无论是自然垄断、行政垄断，还是市场垄断，巨头通过滥用支配地位压制市场，霸占资源享受超额利润，打破了企业与消费者间的平衡，如此一来消费者没选择，企业也因缺少竞争对手不再想着创新和服务，从而陷入一潭死水的垄断恶循环。
中国国企混改的题中之义，就是引入源头活水激活国企“一池春水”。从社会稳定看，极端做大做强具有反社会性。
比如，2019年香港之乱，原因之一就是利益集团垄断并推高香港的房价，过高的房价不仅捆绑底层老百姓的绝望，还扼杀了香港创新领域的经济活力。
从超越国家的宏观政治看，做大做强后超越国家主权必然会遭到肢解。毕竟，历史已有血的教训，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国会里说了算的都是贸易大商人，为了生意他们既能扶持东印度公司，也能挑起中国的鸦片战争；第二次工业革命时，能够决定美国总统的人，同样是卡耐基、洛克菲勒、摩根这样的垄断财阀。
由于反垄断，美国经历两次最著名、最惨烈的拆分：一次是1911年将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拆分为34个地区性独立石油公司，一次是1984年将AT&T（美国电报电话公司）肢解成8个公司（一个专营长途电话业务和7个地区性电话公司）。
除了国家内部性肢解，还可能遭受国际外部制裁性肢解。
譬如法国的技术企业巨头“阿尔斯通”就是被美国策划强制肢解的。当初在国际市场上，阿尔斯通可谓是美国通用电气的劲敌，由于抢占了对方高达数十亿美元的订单，美国先是出招“制造”出阿尔斯通在印尼等国订单中的行贿问题，扣押了其副总裁，又以法律层面的“长臂管辖权”，在威逼利诱、里应外合下搞垮并收购了阿尔斯通，还将其很多专利技术直接转移到了自己的门下，归为己有。
或因自我太过嚣张，或在国际市场中光芒太过耀眼，超大超强企业难逃物极必反、“枪打出头鸟”之魔咒，最终极可能遭遇垄断肢解。
03、新的生产方式正肢解大企业
进一步而言，超大超强企业是工业经济的产物，正因为有了工业化规模生产的效率，企业做大做强才有了可能。正如虽然爱迪生发明了灯泡，但是等到康宁玻璃可以每天制造出十万个、一百万个、几百万个灯泡的时候，电灯才真正地被广泛使用。
如今在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数字经济、体验经济时代转型中，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又一次革新了生产方式。
随时随地互联、即时处理和反馈、虚拟电商、无人化生产，人人都可以是自媒体、产品经理和创业者……新的生产方式大幅度提升生产力的同时，也在改变“一企独大”、“一股独大”的格局，具而言之，新的生产方式正借以下三种手段对大企业的形态进行肢解。
一、平台搭建。
在工业革命时期，传统的企业强调构建规模化、纵队式的产业链，如今在去中心化、去中间化、去边界化的趋势下企业更强调“平台+个体“的生态化、多样性，通过横向的平台化使之发挥1+1＞2的综合效应，比如，微信成就了无数自媒体人、淘宝成就了很多店主，滴滴平台上的司机，还有各种直播平台等越来越多的平台公司崛起，再加上信息的公开化，大家都可以自由对接了。
二、模块集成。
比如京东物流，面对不同规模客户的多样化需求，构建了供应链服务的模块化，业务覆盖冷链、中小件、B2B件、跨境网等全场景需求，业务活动可以打包成独立的、可复用的模块，任何一项服务都能单独拎出来为客户服务，也能随机组合来应对不同客户的多样化需求。
如此一来，横向上，各个模块实现不同的功能，可共同作用于整体；纵向上，可继续向下一个层次分解，最大化优化模块的子功能。
三、复式嵌入。
企业原有的组织形态改变，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员工正以复式结构的形式彼此嵌入。比如格力董明珠，鼓励9万员工开设了个人网店全员销售，每一个员工既是创业者又是生产者，将所有人纳入到一个体系，嵌入到企业中。
越来越多的企业更偏重于抓链接、抓联系，逐渐从业务架构、雇佣关系、组织架构等方面构建一个复式结构。
总之，做大做强企业终将被下个时代所肢解。
不过，借用马云卸任阿里那天所言，“世界那么好，机会那么多，我哪里舍得这么年轻就退休离场。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我要换个江湖了” 。
同样地，人工智能、生物生命、新经济、新科技……下个时代机会那么多，企业即将置身于一个精彩纷呈的新江湖，哪舍得就此黯然离场，但若想在未来“如鱼得水”，必须具备与新时代相匹配的特征和能力。正如张瑞敏所言，“企业最重要的不是规模有多大，而是在不同时代都踏准时代的节拍”，虽然下个时代的企业不再一味求大求强，但若没有几把刷子想要笑傲新江湖，一个字：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