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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红线上的金融梦

来源:星空财富   作者:星空财富   时间:2020-11-12 10:38  字号选择:

6亿用户的网络消费、淘宝80%的交易、中国几十万个小网站都是靠支付宝支撑。假如没有拿到牌照,后果将不堪设想。彭蕾也呼应到:“这个事情我们不能有任何侥幸心理,我们今天必须用 200%的努力去确保一个 100%正确的结果。”

蚂蚁集团IPO暂缓,这恐怕是资本市场有史以来最具戏剧色彩的大事件了。

这场2万亿的IPO盛宴,一度令资本市场迷醉狂欢,吸引了一大波吃瓜群众围观打新,试图尾随人民富豪分口汤喝。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只是一顿茶的功夫,随后红墙一纸公文发出,这场史上最大规模的IPO盛宴说散就散了。吃瓜群众傻了眼,只能在“马已经服”的各种段子里YY自嗨,消遣蚂蚁金服。

然而,你若真的以为“马已经服”了,这么大的盘面就此偃旗息鼓,你便也小瞧了马云及蚂蚁军团的斗志。蚂蚁金服成长史恰恰踩着红线一路不服的争议史与博弈史。不信?你就试着看看,蚂蚁金服旗下的支付、理财(余额宝、蚂蚁财富)、微贷(花呗、借呗)、保险,哪一项业务推出没有经历过大风大浪,哪一场风浪比现在小过?

马云并不是不知道金融领域搞事情的风险,但是抱着“值得尝试”的态度,推动蚂蚁军团一路狂奔,每当重大决策拍板时,马云总要强调的一句话便是“你们尽管去做,如果要坐牢,我去”。

然而在越来越严厉的金融监管环境下,马云心心所念的金融创新注定是一场带着镣铐的舞蹈,他催生的蚂蚁巨兽在踩着红线狂奔十五载之后,最终也难逃被关进笼子的命运。

支付风云

蚂蚁金服起家于支付,支付是整个蚂蚁金服业务模式的基础,没有支付,就没有数据沉淀,也就无法了解用户,便没有今天蚂蚁的各种金融服务。支付宝如今占据中国移动支付半壁江山,在17年前却只是淘宝网用来突破业务困境的一步小小的尝试。

当时,2003年新成立的淘宝网面临一个难题:整个网站很活跃,用户咨询业务也很热情,但就是没有交易。习惯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买家卖家们,彼此很难建立信任。当时淘宝CEO孙彤宇为此很头疼,后来产品团队在淘宝网论坛网友讨论中得到启迪,集思广益后,推出一项担保交易服务,这项服务就被取名为“支付宝”。

所谓“担保交易”,就是买家下订单之后,先把钱打给一个由银行托管的第三方账户(淘宝在银行的对公账户),淘宝收到买家付款信息后,通知卖家发货,买家收货确认订单之后,淘宝才会把钱打给卖家。

2003年担保交易刚上线时,每天交易额只有几百元,每月交易笔数只有几十笔。到2004年上半年,支付宝还不是淘宝网标配,只是可供买卖双方选择的一种支付方式而已。

但是,马云看到了这项尝试背后的价值。他认识到淘宝网遇到的信任问题,其实也是中国电子商务发展面临的一个最大障碍。中国电子商务要想发展起来,也必须有一个公开、透明、公正的信用体系。就算支付宝不去做这件事情,也总会有人去做。支付宝这么做虽然有一定的风险,但是绝对值得去尝试

2004年1月,马云还在白雪皑皑的瑞士小镇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想明白这个问题后,他当晚就从达沃斯给国内打电话:“立刻,现在,马上启动支付宝。”最后强调了一句:“如果要坐牢,我去。”

要知道,2004年,中国的金融业还是国有银行在主导,电子支付牌照也还没放开,阿里要自己建立一个网络支付系统,不仅有法律风险,也有技术上的困难。为此,马云最初也曾尝试过找传统金融机构合作。

2004年某一天,马云到了上海浦东松林路300号的中国银联总部,去拜见银联高层,想寻求合作,解决阿里做在线支付的实际问题。但是,当时银联自己已经开始在做电子支付。会议室里大家聊的很客气,背后却各有想法,根本不可能达成什么合作。谈到最后,彼此很失望,只好委婉表示“再找机会吧”。和金融机构谈了几次,大多无功而返。马云觉得,阿里要建立这样一个支付系统,依靠别人不行,必须自己搞。

于是,2004年6月马云找到了当时还是阿里巴巴 B2B公司广东销售大区负责人的陆兆禧。他告诉老陆,接下来阿里要做一个全新的事情,通过支付宝来解决买家和卖家双方信任问题,他希望老陆牵头来做。3个月之后,陆兆禧奔赴杭州,开始筹备支付宝独立,这一年12月8日支付宝公司成立。

陆兆禧这个人很低调务实,初到支付宝时一度被员工误认为是一名“电工”。陆兆禧带领支付宝团队真抓实干迅速探索,推动建立了支付宝独立会员账户系统,安排樊路远主导“出淘”,拓展淘宝之外的支付场景和客户。

就这样,支付宝业务迅速增长起来。日交易额在2005年上半年突破700万元,2006年突破5000万元,到2009年底已经突破12亿元,做了5年支付宝就超越了PAYPAL,成为全球最大第三方互联网支付平台。

业务规模是做起来了,麻烦也随之而来。首先是支付宝自身的用户体验,成为前进中最大的拦路虎。

2007、2008年那两年,淘宝正发展得热火朝天,投入大量费用做市场推广,但是淘宝拉新过来的用户,在购物流程中却常常由于支付失败而流失掉了。支付宝用户体验很差导致其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外部用户的抱怨不绝于耳,内部淘宝对支付宝不给力也忍无可忍。为此,马云发火了。

2010年1月22日支付宝年会上,在播放了一段用户抱怨和不满的客服录音之后。马云走上舞台,“烂!烂!烂到了极点。”他一手拿着麦克风,一手挥舞着,强调了心中的愤怒和不满。马云严肃指出:“今天是需要支付宝正视自己问题的时候了”。之后,支付宝管理层走上舞台,原本准备的“高管秀”也变成了高管狠抓用户体验的轮流表态,包括当时的支付宝总裁邵晓锋在内很多人都掉了泪。

支付宝陷入迷茫之际,马云想到了跟随自己多年的彭蕾。“你去做支付宝的 CEO吧。”当时,彭蕾完全没有料到马云会这样安排,她说“我不懂,完全不知道金融该怎么做。”但马云认为,这并不是问题,“我相信你可以。”

2010年彭蕾就任支付宝CEO,在千头万绪中,她将改善支付宝的用户体验当作首要任务来抓。在她看来,支付宝当时最重要的使命是将网购用户的客户体验、信用体系、安全体系做到极致。

在这种情况下,支付宝开始做快捷支付。那一年,马云拜访各大银行的董事长、行长不下十次。2010年底,支付宝最先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合作,支持用户将这三家银行的信用卡绑到支付宝中,开通了“快捷支付”功能,后来陆续扩展到200多家银行。

快捷支付是蚂蚁金服发展历史上最重要的产品之一。这项产品不需要开网银、也不需要U盾,只要经过简单的验证和绑定环节,就能实现网上支付,极大降低了使用门槛,提高了支付成功率,改善了支付体验。

快捷支付在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风险。由于快捷支付支持信用卡绑定,不少人便打起了通过支付宝实现信用卡免费“套现”的主意。用户只要把信用卡透支额度充值到支付宝账户后,再转到另一张银行卡,就可以实现信用卡的“零成本”套现,这种现象引起了红墙高度关注。

2012年1月5日,央行发布了《支付机构互联网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第二十条规定,“客户不得利用信用卡透支为支付账户充值”。为此,支付宝不得不宣布从2月8日起关闭信用卡充值通道。这条意见堵了信用卡套现的路径,却也激起了支付宝自己做网络虚拟信用卡的野心,间接催生了微贷业务,不过此是后话。

当时对于支付宝最大的问题,倒并不是技术、产品层面上的问题,而是身份的合规性、合法性的问题。2011年以前,尽管支付宝已经成为当时最大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但却一直在无照裸奔。

当时对于新兴的在线支付领域,一开始考虑用电子支付指引的方式来规范。央行在 2005年就发出了《电子支付指引(第一号)》,原本计划分别针对支付公司和其他主体陆续发文予以规范,但是由于这些新兴公司业务模式还不确定,监管机构就留下一段时间的政策观察期,并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

到了2009、2010年左右,支付公司业务模式逐渐清晰,形成虚拟支付账户、银行卡快捷和网关三种主要模式,监管层觉得规范时机成熟,于是有了《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2010〕2号令),要从法律上明确支付宝们的身份。

2009年 4月,央行要求从事支付清算业务的非金融机构,须在 2009年 7月 31日之前按要求进行登记。当时马云和阿里高层考虑到,如果支付宝是外资公司,可能就会难以在第一时间申请到牌照。于是在2009年6月做了第一次股权转让,将支付宝 70%的股份转至马云和谢世煌全资拥有的浙江阿里巴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将支付宝变成内资控股的公司。2009年 7月,支付宝做了备案登记。

2010年6月央行正式颁布了2号令,并于9月起正式实施。按照2号令规定,包括第三方支付在内的非金融机构须在2011年9月1日前申领《支付业务许可证》,逾期未能取得许可证者将被禁止继续从事支付业务。

2号令出台以后,为了保证在第一时间拿到牌照,马云和阿里管理层在当年 8月把剩余30%的股份转让给内资持牌企业,使支付宝变成了 100%纯内资企业。但此时,阿里巴巴依然通过协议控制保持对支付宝的所有权,也就是说支付宝内资公司只是用来领证,而支付宝实际的收益和控制权将通过VIE协议控制转移至阿里巴巴集团。

到了2011年第一季度,央行要求支付宝对这个协议控制给出解释说明,收到了央行发来的函件后,阿里巴巴管理层认为这是“千钧一发”的时刻,便决定终止协议控制。

谁知,这个决定掀起了轩然大波。媒体开始连篇累牍批评马云,在洛杉矶举行的 D9数字大会上,《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卡拉·斯韦什尔现场质问马云为何要从股东手中“偷走”支付宝?国内财新总编辑胡舒立也撰文《马云为什么错了》,指责马云违背契约精神。

事件影响之大超乎想象,马云面临空压力空前。面对媒体批评,马云觉得必须马上出来回应。2011年6月14日,马云回国后第二天,就冒着倾盆大雨在杭州淘宝总部召开支付宝股权变更说明会,向媒体说明情况。

马云在会上表示,假如支付宝没拿到第一批牌照,支付宝就是一家非法经营公司。

6亿用户的网络消费、淘宝80%的交易、中国几十万个小网站都是靠支付宝支撑。假如没有拿到牌照,后果将不堪设想。彭蕾也呼应到:“这个事情我们不能有任何侥幸心理,我们今天必须用 200%的努力去确保一个 100%正确的结果。”

但当时,包括孙正义在内的阿里巴巴股东质疑的是,当时其他与支付宝有类似 VIE协议控制的支付公司,也都顺利拿到了央行的支付牌照。“为什么其他公司都可以,唯独支付宝不行?”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妥善处理支付宝的股权结构成了问题的焦点。股东们就此谈判了三年,谈得异常辛苦。每次谈到这个问题,孙正义就以“下一分钟要走”为借口拖延。雅虎 CEO卡罗尔·巴茨也组建了一个 20多人的强大律师团来与阿里谈。三方都要争取自己利益最大化,同时还得找到一个平衡点。

最终谈妥后,2013年 11月 1日,支付宝通过官微宣布了新的股权架构:员工持股 40%,阿里员工人人有份,马云个人持股不超过 7.3%,而另外 60%将引入机构投资者。沸沸扬扬的支付宝股权事件终于尘埃落定。

这是蚂蚁历史上最为重要一个事件。经过这轮风波后,支付宝拿到经营许可牌照,避免了合规性风险。马云和阿里合伙人团队也成为支付宝实控人。

此后,经过几次组织架构调整后,以支付宝为主体,阿里筹建小微金融服务集团。2014年底,阿里小微金融服务集团取名为“蚂蚁金服”,开始了融资上市之路。

余额宝风波

很多人没有关注的一个细节是,在小微金服筹建之前,支付宝开了两次内部会议,今天蚂蚁金服的盘面就是这两次会议码起来的。

2013年初,在浙江莫干山裸心谷酒店,支付宝核心高管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讨论支付宝的未来发展战略,这即是蚂蚁金服史上著名的“莫干山会议”。这次会议不仅明确了支付宝的发展方向,也讨了很多产品和项目,像余额宝、芝麻信用、网商银行等后来很重要的产品和项目,就是这次会议上确定下来的。

接下来的2月25日,也即小微金服宣布筹建的前几天,支付宝在杭州西溪宾馆举行了公司年度战略会。通常这个级别的会议马云是不参加的,但这次马云出人意料地参加了会议,还重点讲了自己对小微金服未来的思考。

当时,支付宝面临的舆论压力很大。尤其是2012年监管机构叫停信用卡向支付宝账户充值后,这让公司很多人感到迷茫,担心公司是不是太“高调”了,创新的步子是否迈得过大了。

马云在会上认为,公司发展不存在所谓高调和低调,唯一衡量的标准是能否实现愿景和目标。如果小微金服要建立一个开放、透明、公正的金融体系,外界就不可避免地认为其是高调的,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公司自身要做到开放、透明、分享、责任。

马云希望大家放下包袱,不要为眼前的挫败所困,继续加快创新步伐。他希望支付宝的发展能有更大的格局和视野。马云说:“成立小微金服,你们不再是支付宝,这是第一;第二,不要老想着支付业务,中国金融服务的改善空间非常大。”最后,马云又强调了一句:“你们尽管去做,如果要坐牢,我去。”

这次会议确定下支付宝向金融转型的战略之后,2013年 3月,阿里开始以支付宝为主体筹建小微金融服务集团,由彭蕾出任小微金服CEO。2014年 10月,小微金服正式命名为“蚂蚁金融服务集团”,简称“蚂蚁金服”。至此,支付宝从一家第三方支付公司转型成为一个互联网金融服务集团。

在此期间,支付宝推出了一项重要的功能——余额宝,打响了互联网金融服务的第一枪。

2013年 6月 13日,余额宝上线发布时,支付宝和天弘基金联合举行了发布会。那时,余额宝负责人樊路远从阿波罗登月时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的讲话中得到了灵感,在发布会上,他说余额宝是“金融行业的一小步,互联网行业的一大步”。

余额宝本质上是通过互联网把大量散户的资金聚集起来,通过货币基金参与银行间市场投资的一种方式,其好处是资金吸纳成本并不高,银行只需要付出一定的利息,就可便利获得资金。余额宝巧妙地利用互联网支付系统在瞬间完成了散户到大户的转换,这一定程度上是技术进步带来的成本锐减而形成的机会利润。

余额宝推出之际,中国货币市场恰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钱荒”,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的利率急剧飙升,导致支付宝的年化收益率一度达到了 6%以上。如此高的收益率马上点燃了普通用户的投资理财热情。

余额宝上线没几天,用户规模就突破百万,到2月14日元宵节,余额宝基金规模就突突破4000亿元,这种火箭般的蹿升速度令人眼红。余额宝掀起了一股互联网金融的旋风,让传统金融机构如坐针毡。

在余额宝问世之前,有银行也曾试图推出网销货币市场基金产品,但是由于内部不同意见而最终胎死腹中。当时银行面对余额宝的处境十分尴尬,像业内流行的一句话所说的那样:“银行做宝宝类产品是找死,不做宝宝类产品是等死。”余额宝像一条鲶鱼一样,在一滩死水中激起波澜。

对于余额宝的批评之声也接踵而来,当时一位财经评论员钮文新就说,“余额宝是趴在银行身上的‘吸血鬼’”,他认为余额宝这种产品不仅会冲击银行储蓄,还会提高社会融资成本,威胁经济安全,他在博客中呼吁取缔余额宝。

余额宝带来的冲击,让银行系统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与支付宝这样第三方支付系统的关系,原来看不上眼的做边缘业务的小兄弟,已经有了与自己分庭抗礼的能力,并且要在储蓄、理财等银行零售业务上与自己展开全面竞争。

不同的意见向上反映,最终汇聚成监管压力。据支付宝公关总监陈亮2014年3月初发布的一条微博称,余额宝诞生的264天里,共计得到各种监管43次,平均每6天一次,含文件备案汇报、现场调研、现场检查等多种形式。2014年1月至3月,累计来监管了19次。对余额宝空前的监管密度和力度背后,除了监管层的安全顾虑之外,还有对银行系统利益平衡的考量。

2014年 3月 14日上午,一份央行《关于暂停支付宝公司线下条码(二维码)支付等业务意见的函》迅速传播开来。其中有两条核心内容:一是暂停二维码支付业务;二是暂停虚拟信用卡。这条暂停令让支付宝措手不及,但这只是金融监管趋紧的前奏。

3月14日晚间,《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突然曝光,其中一条规定触动了支付机构敏感的神经:支付公司个人支付账户转账单笔不超过 1000元,年累计不能超过1万元;个人单笔消费不得超过5000元,月累计不能超过1万元。超过限额的,应通过客户银行账户办理。

这条规定对转账和消费限额,流露出监管层的意向,试图将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公司的业务限制在小额支付领域内。该草案虽说是征求意见稿,但还是给第三方支付行业带来极大震撼。如若最终落地,便意味着余额宝类互联网金融产品累计申购每月不能超过1万元。不仅如此,用户在转账、互联网、网购方面将会造成较大影响。

当时,支付宝回应称,请大家对监管机构也对我们保持信心和耐心,我们已经将相关意见反馈给央行,并且在密切沟通之中,目前支付宝和余额宝使用一切正常。

五天之后的3月19日,当时主管支付结算业务的央行副行长刘士余在总行会议室里举行小范围媒体交流会说明情况。刘士余表示,暂停二维码业务主要是从支付安全的角度考虑,暂停虚拟信用卡主要是因其违反了“三亲见”原则;《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还需要讨论、修改和完善,短时间内不会发布实施。至于单笔转账1000元限额,是从2013年支付公司单笔支付金额平均 500元得来,未来有可能修改或取消。

随后,四大行立即做出反应,相继调低支付宝快捷支付的单笔限额和日累计限额。用户已经习惯了用支付宝快捷支付来进行消费和转账,对快捷支付的额度进行限制,在某种程度上如同掐住了支付宝的咽喉。

3月24日,据银监会86号文(《关于加强电子银行信息管理工作的通知》银监发〔2011〕86号),对于由第三方机构完成安全认证的电子资金转移与支付业务,应至少在首笔业务前由账户所在银行通过物理网点、电子渠道或其他有效方式直接验证客户身份,并与客户约定双方相关权利与义务。长达三年,快捷支付一直处于“违法”状态,银行为此承担了法律风险。

第二天,支付宝就对此回应反击,称验证方式与上述 86号文里要求的“其他有效方式直接验证客户身份”没有冲突,同时表示,在快捷支付发展初期,支付宝与银行的合作其实非常愉快。言外之意是,所谓快捷支付“违法”,只是银行为一己之利推卸责任的一种说辞。

但在强监管的金融领域混饭吃,这种口水战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抢银行饭碗,自然会受到群殴。

接下来,蚂蚁金服在适应监管的同时,也不得不和银行系统寻求妥协。马云随后私下拜会了几大行的董事长、行长,以示好并修复支付宝和这些银行之间的关系。

马云也明白,将自己摆在金融机构的对立面并没有任何益处。毕竟,无论支付宝如何创新,离开既有的金融体系和银行支付清算体系,根本无法运作。

在某种程度上,正是2014年初那场余额宝风波“洗礼”后,蚂蚁金服才真正将一只脚踏入金融服务领域。

微贷监管风暴

蚂蚁微贷受到进一步监管是这次IPO暂缓的关键,也是目前蚂蚁金服招致争议最大的一个焦点。然而,这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只是一个老问题的不断升级。

蚂蚁金服招股书显示,花呗、借呗等消费贷业务是蚂蚁金服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主要来源。截至2020年6月30日,蚂蚁集团促成的消费信贷余额总计为1.73万亿元。2020年上半年,花呗、借呗等贷款业务(微贷科技平台)带来了合计285.86亿元的收入,占集团总营收近四成;微贷业务在今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为83.64亿元,约占蚂蚁集团净利润的38%。

蚂蚁尝试消费贷业务,最早可以追溯到2010年,那时淘宝网曾挂出过一份“小额贷款需求调研问卷”,以阿里巴巴小额贷款公司升级为ABCD银行为假设,向淘宝网的个人买家调研阿里提供存、贷款以及虚拟信用卡服务的可行性。

随后,在2012 年叫停了支付宝信用卡充值之后,支付宝开始正式启动自己的“虚拟信用卡”项目,初步设计的虚拟信用卡额度为1~5000元,拥有38天免息期。这项产品却推出因合规性而困难重重。

蚂蚁金服全面进入金融领域之后,业界呼吁监管机构对其加强监管的呼声也不绝于耳,因此蚂蚁金服决定主动拥抱监管,为酝酿中的金融业务争取合法身份。

这一形势下,阿里在2013年底就递交了申请材料,着手筹建网商银行。2014年 9月 26日,得到批复准予筹建网商银行,蚂蚁金服作为发起人,认购了30%的总股本。

基于多重考虑,网商银行确定在业务上短期内延续蚂蚁小贷的业务,随后网商银行推出网商贷、信任付、融易收、余利宝,等等一系列符合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的金融产品。

在申请筹建网商银行过程中,支付宝的消费贷实验项目也在继续推进。后来,支付宝找到中信银行,双方合作在2014年3月11日推出“网络虚拟信用卡”,根据用户个人网络信用授信,起步额度200元,最高限额5000元。

不过,这项产品上线三天后,就被3月14日紧急下文叫停,监管认为“虚拟信用卡突破了现有信用卡业务模式,在落实客户身份识别义务、保障客户信息安全等方面尚待进一步研究。”

在与中信银行合作虚拟信用卡业务夭折后,蚂蚁集团转而自己推出了消费贷产品,2014年12月份,花呗上线,2015年4月借呗上线。

支付宝花呗是中国最早的数字化循环无抵押消费信贷产品,可用于日常消费支付。用户申请开通后,可获得500-50000元不等的消费额度。用户消费时,可以预支蚂蚁花呗的额度,“先消费,后付款”,并享有 40 天免息期;支付宝借呗则是一个数字化无抵押的短期消费信贷产品,供花呗用户大额消费时使用。这两款产品吸引了大量用户,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花呗和借呗用户量约达 5 亿人。

在2018年之前,花呗和借呗的资金均来自于蚂蚁旗下的两家小贷公司。但小贷公司的杠杆率限制与用户需求形成了矛盾,为此蚂蚁通过发行ABS(资产证券化)的方式加快资金周转,扩大信贷规模。通过资产证券化操作,蚂蚁金服便可向社会大量低息借钱,然后以高息借给用户,赚取利息差。

蚂蚁金服旗下的花呗借呗经营主体小贷公司原本只有38亿注册资金,按规定只能放大2.3倍,最多可以发放87.4亿贷款。但微贷业务推出的2、3年间,2016年,花呗和借呗消费贷额度就达到642.8亿元,到了2017年两者总额度达2974.1亿元,暴涨362.68%。

黄奇帆是当年在重庆给马云批复网络小贷的主要负责人,据黄奇帆透露当时没有规定ABS 的贷款资产可以循环多少次,蚂蚁金服就把 30 多亿元资本金通过 2.3 倍的拆借融资形成了90多亿元网上小额贷款,又将这个贷款余额发行ABS证券,这样就可以继续融资循环放贷,几年时间里这样循环了40次,最终蚂蚁金服的放贷规模高达3000亿,消费贷融资杠杆高达上百倍,远远超过监管红线。

风险与规模与日俱增,引起监管层高度关注,在2017年便遭遇了强大监管压力。

恰恰从2017年起,防范金融风险成为金融监管工作的重点,一行三会会同多个部门展开行动,对金融风险十分突出的领域开始从严监管。那一年不仅出台了史上最严的资管新规,对高杠杆风险、多层嵌套和通道业务、刚性兑付等问题进行集中整治。而且,一向对创新发展采取宽容态度的监管层,对互联网金融风险也采取了强势监管态势。《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措辞严厉地批评当时一些高风险操作打着“金融创新”的幌子,部分互联网企业以普惠金融为名,行庞氏骗局之实。此后对互联网金融,金融机构的监管举措持续保持从严从紧态势。

在这种监管形势下,对于蚂蚁金服等机构高杠杆风险下的消费贷业务,监管机构收紧了缰绳,2017年末相关部门印发并实施的《关于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表示将ABS资金与表内融资合并计算,不能突破小额贷款公司的融资比例。

2018年1月初,央行多位官员约谈蚂蚁金服相关人员,就蚂蚁金服涉及的“高杠杆”融资带来的高金融风险进行排查。在这种政策之下,因触及监管红线,2018年蚂蚁金服迅速削减了ABS业务,主动关闭了部分用户的蚂蚁借呗功能,以控制信贷规模。当期花呗发行了1169亿元的ABS,而借呗仅有555亿元。这直接导致2018年蚂蚁金服小贷业务收入几近减半,成为当期出现亏损的重要原因。

马云和蚂蚁那些年炒作的“无现金”概念以及发红包等市场补贴行为也被央行紧急叫停,绳索越来越紧。

此后,2018年5月蚂蚁金服宣布开放花呗、借呗业务,尝试与金融机构合作,将业务模式从自己放贷调整为助贷、联合贷款。

联合贷模式下,蚂蚁金服为银行提供技术支持,协助银行放贷。支付宝在其中只一个撮合交易平台,在这个平台上银行等持牌机构利用支付宝的大数据和用户平台,向用户发放贷款收取利息并独立进行风控管理。在此过程中,支付宝不再向用户收费或者收取利息,而是向合作的金融机构收取科技服务费。

根据蚂蚁招股书的数据,蚂蚁花呗、借呗、网商银行发放的2.1万亿信贷规模中,有98%的资金来自合作银行和发行ABS,而非蚂蚁自有资金。与蚂蚁合作的金融机构超过2000家,其中约100多家合作银行、约90家保险公司、约170家资管机构。

但联合放贷模式也有风险,由于银行与支付宝等互联网金融机构出资比例的不同,也导致了在责任划分时不合理的情况。一旦出现风险事件,容易造成各方推诿。监管也就不断酝酿管理办法,规范联合贷业务发展。

今年7月底,央行向商业银行下发了《关于开展线上联合消费贷款调查的紧急通知》,对商业银行联合贷款的贷款余额、不良率、利率等核心信息进行排查。其中蚂蚁花呗和借呗作为商业银行联合贷款合作方被单列重点排查。

10月31日,红墙召开专题会议,指出当前金融科技与金融创新快速发展,必须处理好金融发展、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关系。随后,央行主管的《金融时报》刊文专题文章,认为大型互联网企业进入金融服务领域产生了积极影响,但也带来诸多风险,需要加快建立大型互联网金融企业的有效监管框架。

紧接着,11月2日晚,发布消息,‘四大金刚’对蚂蚁集团实际控制人马云等高管进行了监管约谈。当日晚间,行联合发布《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办法》),对“助贷或联合贷款”的做出了明确规定,单笔联合贷款中,经营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的小额贷款公司的出资比例不得低于30%。

助贷或联合贷款,正是蚂蚁集团消费贷的主要业务模式。这条新政出台后,监管环境发生变化,蚂蚁IPO宣告暂缓。

之前,蚂蚁金服IPO过审后,在10月24日外滩金融峰会上,马云曾高调抨击传统金融机构, 认为现在的金融监管跟不上形势发展,不能用管理火车站的办法来管机场,不能用昨天的办法来管未来。

大家以为马云只是泛泛而谈为金融创新仗义直言,殊不知马云是实有所指。巴塞尔协议作为一个限制商业银行风险的国际通用金融规则,其中三个支柱包括:最低风险资本要求、资本充足率监管和内部评估过程的市场监管。这三点,正是当前令蚂蚁金服十分难受的监管焦点。

创新与监管是一对永远彼此依存、相互博弈的矛盾。马云在意的是创新前提下的发展,创新优先,而监管层考虑的是安全前提下的发展,安全第一。

从当前的金融监管态势来看,创新对自由的渴求还是一种奢望。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当时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听证会上承认,缺乏监管的自由市场存在缺陷,当初自己反对金融衍生品监管的做法存在失误。当时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考克斯在听证会上也说“我们的教训是,依赖金融机构自律行不通…让他们放任自流是一个致命错误”。

从现在监管态势看,监管层绝不会让格林斯潘和考克斯当年的失误在国内金融市场重演。

或许马云在愤慨之余,应该多参考一下哈佛教授德伯拉·斯帕在《技术简史:海盗船与直升机》一书中对技术创新和监管二者关系的思考,尽管技术作为一种强大的力量,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意识、社会结构乃至改变整个世界。但迄今为止一部技术财富史显示,一波又一波的激动人心的技术创新浪潮,都要经过“创新阶段、市场化阶段、充满创造性的混乱阶段和制订规则阶段”。创新是技术天才和企业家的使命,而制定规则和市场监管是国家的责任。没有创新或许市场会止步不前,但如果没有国家,市场根本就不可能长期繁荣。

在强大的国家监管意志面前,马云这只“超级蚂蚁”别无选择,它必须学会带着镣铐跳舞,并在笼子里找到生存成长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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